读书分享：《波峰与波谷：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》
最近加入了一个读书同好会，在会上分享好书的同时，顺便整理成文字发在博客上。后面可能也会继续有这样的读书分享。
本次分享的书是《波峰与波谷：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》（ISBN: 9787301281482），作者是著名历史学者阎步克。阎步克是文科一级教授（因为文科目前还没有院士，一级教授就相当于是文科的院士了），也是教育部长江学者、国家教学名师，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，也包括魏晋南北朝史等等。《波峰与波谷》这本书讨论的是一个专业的话题，但这本书其实是一本通俗读物，不是学历史专业的也能读懂。
这本书叙述的是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前期发展历程，朝代包括了秦、汉、三国时期（主要是成为正式政权的魏）、晋、南北朝，有治世也有乱世，是一段非常复杂的时期。
叙述的维度则是包含了政治制度、政治势力和政治文化，并且特别注重“制”与“人”的结合。政治制度主要指“政权的组织制度、人事制度和法律制度”，比如说分封制和郡县制就属于政治制度。政治势力指“不同群体、集团、阶层、阶级的相互关系”，比如说外戚、士大夫等等就属于政治势力。政治文化指从事政治活动时所使用的思想和观念，比如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（事实上，诸子百家都是为了辅佐君主治国而产生的，所以都属于政治思想，并非纯粹的思想哲学）。政治制度、政治势力和政治文化并不是同步变动的，比如说“东汉二百年间的政治制度相当稳定，然其初年与后期的政治势力格局却变化甚大”，历史轨迹可以像波形一样视作若干基本因素的“叠加”。这本书就是将这段时期的历史变化分解为制度、势力和文化这三种基本“波形”，考察其政治文明和变化规律。
首先我们看，从周到秦，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呢？
第一就是地方行政制度从分封制改成了郡县制。分封制就是君主把国土分给宗室和功臣，被分封的人就是所在地方的诸侯，拥有这片土地的实际统治权，可以在领土内自己任命更下级的臣子，并且诸侯是可以世袭的。这种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王权被削弱，君主对除了中心地带之外的国土没有实际的管辖权，并且最终造成了诸侯割据，周朝解体，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。郡县制则是将国土分为郡、县两级，地方官员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，并且是流官制（有一定任期，根据中央安排进行流动，不能世袭）。这就保证了国土都在中央的管辖之下，自然皇权就大大地集中了。可以说秦之前都只是“王国”，在秦之后才开始出现“帝国”。
再来就是确定了皇帝专制，以及对应地设立了官僚行政制度。皇帝专制即是说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，是国家一切政治事务的唯一最高决策者，皇帝的指令不管有没有理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但是皇帝一个人不可能处理天下所有事务，王室和贵族又会分权，所以要保障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，官僚体系的建立是必须的。“就历史上大多数情况看，在存在专制、集权的地方，往往也存在着一大批官员。”不过官僚体系的创立，虽然本意上是执行皇帝的旨意，但官僚体系成熟后就形成了其内在逻辑，往往有与皇权相冲突的地方，以至于削弱帝王的控制能力，因此皇帝有时候会向官僚体系夺权。但即便皇权与官僚权力此消彼长，“皇帝—官僚”的统治体系都是不变的。
总而言之，在政治制度方面，皇帝专制、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，从秦朝开始产生了一个大的变革，又经由汉朝加以完善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框架。一直到清末，在政治制度方面虽然也有完善和变更，比如说官僚体系从三公九卿制变成三省六部制，但都是在秦汉建立起的这个框架内进行小幅度的改动，一直到近代革命，才有又一次的大变革。即便是在魏晋南北朝这样较为动荡的时期，“皇帝专制、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”这个架构也继承了下来，并且在隋唐时代强势复活。我国历史上每一个稳定的大一统政权都会沿用“皇帝专制、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”的架构，因此理解了秦汉的政治制度，也就理解了从秦到清整个帝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基本结构。
前面说到，皇帝不可能一人处理天下的所有事务，因此虽然皇帝是最高统治者，但还是难免要与其他政治势力分享一部分的治理权，区别在于哪些势力参与分蛋糕，分得的蛋糕有多大。这就要从政治势力的维度来看。
周朝及以前采用分封制，因此政治势力是贵族化的。秦汉改分封制为郡县制，并完善了官僚体系，无论贫富贵贱，都需要进入仕途才有权势地位，即便还有封爵，也是以军功为封爵依据，因此传统的贵族就没落了。但政治制度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汉代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摆脱贵族的影响，甚至汉初还在给宗室分封土地，结果到汉景帝时就出现了“七国之乱”，差点玩脱了。到汉武帝时，总算是削弱了封国的实力，同时还削弱了相权，使得权力高度集中了，然而随之崛起的却是外戚和宦官势力，因为这些势力都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，皇权强，外戚与宦官就强。外戚与宦官乱政一直是两汉的突出问题，并且最终导致了东汉逐渐走向灭亡。
另一方面，官僚的组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，这与政治文化是息息相关的。秦朝采用法家思想，提倡法治，在官僚的选任上，就表现为“选贤任能”，这一时期的官员组成以文吏为主，也就是掌握文书、财会和法律等专业技能的人员，文化水平倒不一定有多高。到了西汉中兴时期，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并且兴办太学教授儒家学说，从此儒生逐渐变成官僚队伍的主流，由此形成了“士大夫”这个中国所独有的势力。“士大夫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既是官员也是学者，有自己的理想和使命，这就与忠实执行统治阶级命令的文吏有很大不同。并且西汉时使用察举制度，只考察人的德行，不考察专业技能，很显然一个德行好的人与一个能干的官员之间是不存在必然联系的。这就导致士大夫不但与文吏水火不容，并且对政治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象，最终导致了王莽新政。王莽的新政因为完全建立在空想之上，所以也没存在多久，但却留下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。因此东汉时期的察举制度加上了考试环节，逐渐演变成了唐代的科举制度；士大夫与文吏也逐渐合而为一，形成了既精通儒家学说也掌握行政技能的士大夫2.0群体，并且这个势力一直作为官僚群体的主流延续了下去。
然而士大夫发展到东汉末期却又出现了问题，就是逐渐发展成为了士族门阀。也就是说，士大夫家族的子弟接连进入官场，势力越来越庞大，从而形成了贵族化的家族。很显然，士族门阀势力也是对皇权的削弱，因此魏晋直至南朝都没有出现强势的皇权政治，东晋甚至直接被称为门阀政治，皇帝基本上就是个吉祥物。直到北朝的少数民族以武力再次统一了中国，才将专制集权又收回到了皇帝手里。
由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便秦汉已经形成了十分稳定的政治制度，但各种政治势力与皇权间的此消彼长，也会影响到朝代的兴亡更替。当然，政治势力也不是独立变化，而是与制度和文化紧密相连的。
至于政治文化，前面已经提到过，秦朝奉行法家思想。事实上，法家的核心主张就是“皇帝专制、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”，帝国的政治制度基本框架正是在法家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。在西汉建立初期，国家百废待兴，于是转而采用黄老学说“无为而治”的思想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于是道家又有一阵子取代了代表“霸道”的法家。但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儒学变成了正统意识形态，并且影响极为深远，几乎和政治制度一样，一直延续了整个帝制时期，即便中间出现过其他政治文化暂居主流，也没有撼动儒学的正统地位。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君主都选择了儒家思想呢？因为“儒家倡言的仁、义、忠、孝，都是那个社会基本道义观念”，是“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之中”的。无论是法家还是道家，都是针对统治者的统治思想，没有号召民众的力量，而儒学则是“一种可以号召民众、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”。因此君主想争取民众的话，就必然要选择儒学，归根结底是通过儒学而进一步稳固专制集权。
理解了儒学对于君主的统治意义之后，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随着士族门阀崛起、皇权被削弱，会随之出现玄学思潮。玄学源自于道学，因此也格外推崇“无为而治”，不仅自己在官位上什么都不做，更希望皇帝也什么都不做，一切顺应自然，摆脱世俗的条条框框，这样个体才能自由和独立。这种政治文化无疑是对专制集权的“软化和腐蚀”。
另一方面，在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，采行军事专制的异族皇权的作风却相当务实，形成了一种以“军功吏治取向”为特征的新式政治文化，总的来说，就是“重军功、重吏治、重法治”，比起玄学显然是实用多了。并且有意思的是，异族皇权不仅实现了全面汉化，并且把秦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也接手了过来，甚至发展得比作为土著的南朝要更好，最终也是北朝打开了通往隋唐盛世的出口。
由于这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，以上介绍也只是分享了书中内容的皮毛，并且由于本人历史知识十分匮乏，难免有理解不当之处。总之，这本书是综述中国古代前期政治文化的深入浅出的作品，可以了解这段时期甚至是整个帝制时期的政治变迁的内因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。
最后想聊一聊，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些历史书呢？以下内容并不是书里的内容，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。借用书中序言的一句话：“下游的江水都是从上游流下来的，各有其来龙去脉。”即便是在政治体制上发生了重大变革的现在，当下的政治文明也不是无根之木，也是继承了很多先代的遗产，比如说同样都是中央集权，同样都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官僚体系。由此产生的问题可能也会有相似之处，例如“内卷”问题，其实就是阶层固化的表现，如果我们不加以警惕的话，最终发展成新型的贵族势力也是不无可能的。世界上并没有一劳永逸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制度，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前人的经验来思考当下的问题，为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出现的问题寻找新的出路。